蒋经国——台湾民主转型的推手

以“民本”为基本政治信仰

一个威权领袖的政治信仰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威权统治的实质。蒋经国自然也不例外。他早年所受的家教，是父亲所信奉的传统儒家经典；青年时代一度长期滞留苏联，深受共产主义影响；回国后又接受其父为其量身打造的“思想改造”。1956年，蒋经国在《我所受的庭训》中，如此回忆父亲早年对自己的家教：

“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后来又叫我看王阳明全集等等。民国十一年，父亲要到福建去的前一天，还写信告诉我说：‘孟子须熟理重读，论语亦要请王先生讲解一遍，你再自习，总要以彻底明白书中的意义为止。你于中文如能懂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熟读一册左孟庄骚菁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总要读三百遍，那就不会忘记了。’”

“不久又来信叮咛地说：‘孟子文章之好，异乎他书，你如将来要做好文章，必须熟读孟子。’”

“父亲所以特别提示我要熟读孟子，不但要我学会他的笔调，能做好文章：同时更教我从思想上注重下列的几段文字：

“(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町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二) 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三) 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956年的蒋经国，已经能够充分理解父亲交待自己特别注重的那些文字的深刻思想内涵，他如此解释：

“这里第一段的意思是指出：一个革命救国的远景和蓝图。也就是说，我们从事革命工作的目的，一切要为着人民安乐和国家富强，力求达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境地。第二段指出行己立身，不可自暴自弃，定要居仁由义。第三段指出革命事业及人格的完成，并非一蹴而就：必须经过许多艰难困苦的环境。和各种难堪和不可忍受的磨折；甚至遭人污辱毁谤，亦当逆来顺受，然后可以达到。……古人说：‘能受天磨方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确为经验有得之言。”

在同一篇文章里，他还回忆起自己从苏联回国后，父亲对自己的“思想改造”：

“父亲因为我童年就已出国，而在外国时间又太久，怕我对于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没有深切理解；所以又特别指示我研读国父遗教。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来信说： “你以后看书，应多注重中国固有道德，建国精神与其哲学。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之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之具体表现，译文决不能彻底阐明其精神。俄文译本更将其中之精华舍弃未译，故你应将孙文学说看完二遍之后，即看三民主义中民族、民生与民权各讲之原书全文：并应将其心得批评之点摘记另录，以备呈阅。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思主义各节，尤为重要；应切实用客观态度，悉心研究看完。主义之后，再看军人精神教育一书，亦在中山全书之中；如能了解以上各书，则中国之政治、社会、经济与哲学，皆可得其基础矣。”

蒋介石的努力显然没有白费。这位宋明儒学的信徒，最终也把自己的接班人培养成了一个儒家“民本政治”的信仰者。宋楚瑜曾多年后还能回忆起蒋经国对自己说过的一番话：“政府不要跟民众斤斤计较”。这话背后不见得有“民主”，但很显然有“民本”。 19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蒋经国深入一线，与筑路工人同吃同住，同在水龙头上喝生水，同在工棚里啃馒头；年近古稀仍下到台湾各处穷乡僻壤里去探求民隐，像寻常老农一般脱鞋涉水，像寻常路人一般直接在路边小饭馆买盒饭吃……这背后也不见得有“民主”，但很显然有“民本”。

创造“均富”奇迹的社会主义者

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思想改造”是成功的；但再成功的“思想改造”，也无法消磨掉所有曾经的“共产主义”痕迹。30年代蒋经国在赣南的实验，仍带有明显的苏联色彩；到台湾后所启动的“十大建设”，更有明显的苏联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经济色彩。蒋经国早已不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但以“平等均富”为主旨的“社会主义”，显然与他的“民本”政治信仰，已完全重合在了一起。

宋楚瑜多年后曾如此回忆蒋经国政治理念里的“社会主义”因素：

“经国先生一直记得上海打老虎的经验，那是他一生难忘的痛苦教训。他经常强调：‘改革要两面作战，比革命还难得多。’他亲自向我说过，当年上海报纸一涨价，就代表物价堤防破了，随之物价飞涨，根本挡不住。所以他主政期间，对民生基本物价的稳定，特别是米价、油价，非常重视。

“在台湾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他一直很广泛地倾听各方意见，维持着发展与稳定间的平衡，小心拿捏其中的分寸。经国先生笃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坚守着民生主义均富的理想，所以一方面开放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不准民生必要的物资掌握在财团手中，水、电、油、交通、金融、烟酒等，均透过国营事业严格控制价格。

“经国先生很清楚，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所以他透过‘稻米保证收购价格’来保障农民收入，同时用农产品平准基金等措施，因应国际粮价波动，平抑岛内粮食价格。

“中国征了几千年的田赋，也在经国先生‘行政院长’任内停征，用以照顾农民。国际油价波动，台湾什么油都可以涨，渔业用油、农业用电不准随便涨。台湾什么烟酒都可以涨，基层在抽的‘新乐园’牌香烟不准涨；原住民深山取暖、家家煮菜要用的米酒不准涨，但高价位的烟酒可以多涨一些，用来贴补中低收入者，并维持稳定民生物价。这不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我要藉此澄清一个观念，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 ‘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

“经国先生所主导的这一段台湾经验，至今仍被台湾人民津津乐道。‘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便在形容当时台湾的普遍富有。你可以称之为‘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但也不妨就视为另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台湾民主转型的引路者和护航者

一个以“民本”为政治信仰的温和的威权统治者，一个崇奉“均富”的社会主义者，当然不会逆民主自由大潮而行；更何况，蒋经国本身，就是这民主自由大潮的一部分。

1950年代台湾的“基层自治”，党外力量在参与选举时总不免受到体制内的种种刁难。著名党外人士高玉树1954年第一次竞选台北市长时，国民党轻敌，不认为他够份量，因此允许自由选举，诚实计票。让国民党大吃一惊的是，他竟然干净利落赢得多数票。国民党中央党部及警备总部本来想宣布选举无效，可是美国“大使馆”已经报告高玉树赢了。蒋介石调阅了他的背景资料，最后说服蒋介石批准这次选举结果的人，则是蒋经国。

同样也是蒋经国，在1969年批准了“基层自治”选举中，可以实行演讲制度，候选人被允许通过演讲来阐述解释自己的政策。由此开启了一条独特的台湾民主转型路径：“自由先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蒋经国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引路者，台湾此后20年的转型路径，始终没有脱离“自由先行”这样一个基本思路。

引路者之外，蒋经国更是台湾民主转型的护航者。他的这个身份，宋楚瑜描述得最为贴切：

“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经国先生对我讲过：‘这事急不得，也缓不得，我有我的步骤，不可以让台湾人心浮动。’我相信，如果再多给经国先生一点时间，他会一边推动警总人力转型与现代警察的训练，一边加强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抓紧改革的方向盘跟油门，让台湾过渡到民主的过程中民众与文官系统，都先经历更好的训练，拥有相当的经验，充填了足够的认识，培养了良好的习惯与价值，在保有良好体质与稳定社会的状况下，平稳过渡。 很可惜的是，经国先生走得早了点，台湾在尚未完全准备好的状况下，直接用跳跃的方式进入了民主化进程。不是不可以，也几乎很难挡，但确实一路走得很辛苦。接下来十年，我们花了相当的力气去适应和解决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内耗，虽说这是民主必经的阵痛，但这段历程的成本也的确不低。经国先生时代，政治革新方案最难处理的就是‘国会’改造、资深民代退职，我后来接任国民党秘书长，一一走访资深民代，婉言劝退并建立机制，一方面不能搞法理台独，一方面又要推动落实台湾本土民主。在过程中，借由我从经国先生处学到不少终生受用的处世准则，而这些准则让台湾社会和平稳健地完成了台湾民主史中不流血的‘宁静革命’。”

“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该再有什么“蒋经国时代”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出任第六届“总统”。就职的当天下午，即对外发布三点“指示”：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与国民的身份，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

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去竞选下一任总统”，国民党“不能也不会”搞军政府

在1985年的国民大会行宪纪念日庆祝大会上，蒋经国有一个公开的声明，其内容是：其家人“不能也不会去竞选下一任总统”；国民党“不能也不会”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次年，被外界揣测得最厉害的所谓接班人蒋孝武被外放新加坡，以示其不传子的决心。随即又在国民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将“军系中常委”缩减到四人，这是蒋氏父子统治以来，名额最少的一次。四人当中，袁守谦和高魁元早已不再统兵；实际掌握军权的国防部长宋长志和参谋总长郝柏村，其在“中常委”中的排名，则从上一届的第十四、十五名，降为第十七、十八名。蒋经国显然希望以这样一种人事安排和名次调整，来宣示未来的台湾，绝没有出现军政府的可能性。

“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1986年的4月，蒋经国指定国民党中常委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十二人组成专门研究和平民主转型的“革新小组”。蒋经国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5月，蒋经国又发出指示，让国民党体制内人士主动与清、康宁祥、谢长廷等“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人士进行沟通。这是国民党承认“党外”势力组织化的开始，此后，国民党对“党外”的政策，明显地转向以沟通为主，而不再是压制。

当改革遭遇掣肘迟迟不能有大的进展时，蒋经国果断启用了新的改革旗手李焕，在跟李焕的长谈中，蒋经国明确地表示自己对改革行动遭到掣肘迟迟不发动，已经失去耐心，他将自己设想的三个改革目标交待给李焕（据陶涵《蒋经国传》）：

第一，国民党需要彻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开的政治制度里竞争。他说：“如果我们不重振国民党活力，人民会抛弃党，甚至党员都会流失。”——这一条，其实早在六十年代，蒋经国就已经开始着手了，国民党从大陆来台时，是一个带有强烈的列宁式色彩的政党，这种政党，很显然不能适应现代的民主政治生活，只能在专制或者威权环境下生存。自六十年代开始，蒋经国已开始了对国民党本身的年轻化、现代化的改造，到80年代，这种改造已经相当有效，大部分国民党在中央和地方的代表，都是通过竞争选举上来的，而不是依赖威权体制的赐予。

第二，推动“全面政治民主”，也就是取消“戒严”、允许民众自由组党“、国会”全面改选、解除“报禁”。——取消“戒严”，实际上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回归到宪法层面去施政，也就意味着四六宪法所规定的组党自由、言论自由等等，都将重新启动。

第三，“两岸统一”。这是他最明确、最强烈的一点，显示他见到在可预见的未来，甚至在他阖目之前的有限时间内，有必要、也有机会获致名义上的统一。他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对这个问题，蒋孝勇晚年有一段澄清的论述：

“他强调，父亲辞世之前，实际上已通盘检讨了大陆关系及整体施政，并且已有相当雏型，‘这包括两岸统一在内，父亲是绝对不会放弃这件事的。’至于这几年有人表示曾担任过密使，为两岸领导人传过话一事，蒋孝勇表示据他所知，曾经表态过，但没有正式接触。在台湾，两蒋主政近四十年。蒋经国于一九八七年，也就是他在世最后一年的七月间，邀约地方父老茶叙时感慨地说，他在台湾住了将近四十年，已经是台湾人了。蒋经国当时希望，大家‘超越一切地域、派系、小我利益之上，开阔心胸，把眼光放到大陆’。蒋孝勇说，他父亲讲‘我已经是台湾人’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除了认同台湾之外，更希望在台湾的人民，了解自己也是中国人’，后来却被断章取义。宁静革命，在蒋孝勇的心目中，早在他父亲辞世之前就展开了。他强调，除了人事布局尚未完成之外，蒋经国的一连串民主改革措施，为台湾社会日后的安定祥和开创了先机。”（引自《蒋孝勇的最后告白》，蒋孝勇口述，王力行，汪士淳整理）

“大陆人民有权选择是要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来主持政府”

李焕在1987年10月，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身份，公开宣布国民党的政策不再是寻求在大陆取代中国共产党，而是推动“政治改革、言论自由和经济自由化”，国民党内的保守派的愤怒因此一度达到了巅峰。蒋经国却向那些来到七海新村向自己抱怨的党内大老们表示：“大陆人民有权选择是要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来主持政府。”

承认大陆人民拥有选择自由，也就给了国民党更大的转型自由。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

1986年9月28日，135个反对派人物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集会，组建起了“民主进步党”，并一致通过民进党党纲，主张台湾人民有“自决”权。

“副官闻讯，跑进蒋经国卧室向他报告，他点点头，没有回应，过了半小时才交代副官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党政军要员迅速赶到七海新村接待室。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接下来又讲了几分钟这类有哲学意味的话。他说，国民党过去‘太骄傲、太自负’，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虽然警备总部已准备一份抓人名单，蒋经国却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他指示‘行政院新闻局’起草一份公开声明说，组织新政党的问题已在研究中，尚待做出决定，目前的政策不变：亦即没有所谓合法的反对党。因此‘政府’在此时并不承认民进党。他又说，国民党中常会应加快研究政治革新，公布一个时间表，让民众了解党的改革方向。”（据陶涵《蒋经国传》）——不承认，不镇压，这实际上等于已经默认了党禁的解除，所差的，不过是一道正规的手续而已。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这样的讲话，在1986年前后频繁地出现在蒋经国口中，他还说过：国民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

这个以“民本”为基本政治信仰的“社会主义者”，其实也是不断变化的潮流中的一部分。他已经很明白，仅仅从“民本”出发“爱民如子”，已经不再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了；这个时代的民众，早已不再满足于做“被爱”的“子民”，他们已经觉醒，他们已懂得“自爱”，他们不再需要一个政府或者一个党来做自己的“保姆”，他们希望自己成为政府本身，他们要自己治理自己。这是“民本”与“民主”的大区别。蒋经国很清晰地看到了这种区别。所以，他在解除党禁的那一刻说：

“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但世上必然有“与民众永远在一起”的政党。